鲁迅为什么要在呐喊中“删削黑暗，装点欢荣”，并不恤用了曲笔在“在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只花环”？
小说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观点。《呐喊》塑造了大量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下面按不同类型介绍：
1.权势者形象
《狂人日记》中的“ 古久先生”、赵贵翁和“狂人”的大哥，《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风波》中的赵七爷等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属于此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他们是一些有钱有权有势的“阔人”，是中国这场大的“人肉的宴席”的享用者。封建的传统和伦理道德在本质上是维护他们利益的，他们也自觉维护着这种传统和伦理道德规范。他们的精神特征正体现了封建传统的本质。首先，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是漠视人、压抑个性，只把人当作封建统治者的工具来看待的，这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就是内心深处对人的冷酷无情。如孔乙己因穷困潦倒而偷了丁举人家的笔墨纸砚一类的小物件，便被丁举人吊起来毒打了大半夜，打折了腿。而他们的行为都被周围的人视为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事，这恰恰说明他们的行为是得到封建伦理道德支持的，并且也体现了这种道德的本质。
其次，他们的冷酷无情一旦被封建伦理道德的面纱罩起来，其虚伪性也就表现出来了。他们一个个都是道貌岸然的，实际上确实一些最自私、最狭隘、最冷酷的人。如《阿Q正传》中赵太爷对阿Q的剥夺到了连阿Q身上的一件破布衫都放过的地步。他们一向以社会的主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但他们的理想却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他们是一些没有任何真诚的精神信仰、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人物。如《风波》中的赵七爷，辛亥革命一来便把辫子盘在了头顶上，张勋复辟时又急忙放下来，待到张勋复辟失败后，便盘上了辫子；《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立刻后转头巴结革命党人，其目的无非是要保持自己的威福、子女和玉帛。
在《呐喊》中，鲁迅站在时代的高度揭露和讽刺了这类人物的腐朽性。冷酷、虚伪、陈腐是他们的三大特征，传统封建伦理的三个本质特征。
2.是革命者。
《药》里的夏瑜最为典型。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家境贫寒，以致使贪婪的牢头从他身上“榨不出一点油水”；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明确的认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我们大家”的天下是他的斗争纲领；他意志坚定，在狱中坚持宣传革命道理，甚至劝牢头造反；在对敌斗争中“不要命”，不怕打，英勇无畏，毫不动摇。最后，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表现出革命者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夏瑜的革命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鲁迅先生热情赞扬了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但同时也描写了他的斗争的悲剧性。他的革命主张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他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甚至连他的牺牲也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他讲的革命道理，人们听了“感到气愤”；他挨牢头打，人们幸灾乐祸；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了”；他被封建王朝杀害，人们“潮加一般地去看热闹；甚至他母亲对他的英勇献身也不以为荣，反而感到“羞愧”。更可悲的是他为革命所喷洒的热血，竟成了华老栓给儿子治病的“药”。总之，夏瑜的死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响，只给自己的母亲带来了悲哀和羞愧，给愚昧的群众带来了一剂假药，给健壮的看客鉴赏了一次“杀人的壮举”，给无聊的茶客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给贪婪的刽子手提供了一次诈骗的机会。所以，夏瑜的死是寂寞的、悲凉的。
但是夏瑜的牺牲，也并非毫无影响，第二年清明时节坟头出现的花环，正是对这位“寂寞奔驰的猛土”的慰藉，说明革命者仍在怀念他，革命火种还没有——也不会被扑灭。它在黑暗中给人以希望。夏瑜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出场，作者是用侧面描写，通过刽子手和茶客们的谈话刻画他的形象的。
3.帮闲（庸众）。
在鲁迅的小说里，帮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无处不在。《药》里的“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阿Q正传》里“未庄的闲人们”，《明天》里的“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等，都是闲人。帮闲既可以是帮凶，也可以是庸众，反正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主见的，永远都是应声虫，随大溜，有他们不多没他们不少。正是这样的一些帮闲，构成了“压迫者”的随从众多的表象。鲁迅对于帮闲的厌恶由来已久。这些帮闲作为一个群体目标非常不明显，不容易打击。他们对于革命者自然是具有伤害性的，但是同时，革命者对于这些帮闲还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4.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人物形象。
《药》里的华老栓，《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他们的命运非常凄苦，逆来顺受，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去改变她。华老栓是求人血馒头，单四嫂子是盼望明天。他们构成了社会中最大的底层，就像河底里的淤泥，无声无息。这类人物为读者熟知，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类人物，就是这些。写到这些人时，鲁迅的笔墨变得沉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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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小说里，阿Q可以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形象而独自作为一个类型人物。在他的其他小说里，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具有阿Q这样的完整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略带嘲讽的语调中，阿Q的身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可亲的特质。他的“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自我作践”，都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所以，虽然阿Q只有一个，但是其他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阿Q的特点。作为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中的一个最大的成果，鲁迅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中国人的深层人物性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5.旧知识分子形象。
《孔乙己》里的“孔乙己”，《白光》里的“陈士成”，《端午节》里的“方玄绰”，都是这些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代表。鲁迅通常用轻快和嘲讽的语气来写这类小说，这表明这些人所代表的一些势力，在鲁迅的心中并没有占主要的位置。他只是在有心情的时候，顺便写了一些而已。
6.善良的劳动者。
《一件小事》里的“车夫”，《故乡》里的“闰土”。《社戏》里的“六一公公”和“双喜”、“阿发”。在这些人物里，“车夫”的人物形象最高大。“双喜”、“阿发”“闰土”则是一群可爱少年的形象，六一公公善良可亲。
七、《呐喊》的写作特色
1.以革命现实主义反映时代
《呐喊》是现实主义的艺术，但所用的艺术方法和欧洲19世纪那种批判现实主义是不尽相同的。鲁迅后来说过：《呐喊》“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所遵奉的也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由于“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便“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示出若干亮色”。这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仅只停留在暴露黑暗的层面，有很大的不同。鲁迅在《明天》里，“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是删削黑暗；在《药》里，给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是增添欢容。在《一件小事》中，对于车夫品质的热烈讴歌；在《故乡》中，对于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的热情预言，都表现了他为人生而艺术和以艺术来改良社会的坚定信念，闪烁着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芒。《呐喊》的这种现实主义，可称之为革命现实主义或激进的现实主义。
2.以典型化的方法塑造人物鲁迅在谈及他的小说创作时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而这种典型化方法的好处，则是“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呐喊》为我们塑造了狂人、孔乙己、陈士成、华老栓、单四嫂子、闰土、杨二嫂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更分明是一个“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艺术典型。
阿Q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他虽投降了革命党，但也绝没有什么夺取政权的观念和觉悟，所以他想到的只能是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而不是搬到什么公馆或别墅。诸如此类的艺术描写，真是个性化的绝妙之笔。不过，阿Q贪婪地占有财富和女人的享乐主义，却是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革命干部所共有的。共性包容了个性，个性反映了共性，共性和个性在阿Q这个艺术典型的身上，真正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3.以体裁家的姿态不断创新
曾经有人称鲁迅是一位Stylist(体裁家)，鲁迅认为这个批评是独具慧眼的。
鲁迅从来“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也从不按什么固定的程式去写作，他是在大量借鉴外国作品和我国的古典小说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艺术创新的。他的《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关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13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的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作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梦幻，直接剖露他的心理；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者的叙述(介绍人物、铺陈情节、描写环境等)和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之间界限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渗透于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之中。而《狂人日记》尤其富有创造性的尝试，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两重叙述，两重视点。白话语言载体里表现的是一个“狂人（非正常）的世界”，主人公却表现出疯狂中的清醒，处处显示了对旧有秩序的反抗；文言载体却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世界”，主人公最后，成为候补（官员）。这样，小说文本就具有了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相互嘲弄与颠覆、消解，形成反讽的结构。他借鉴了果戈理《狂人日记》的文体，但鲁迅的《狂人日记》“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
鲁迅的小说篇篇不同，各具特色：《孔乙己》以人物的悲剧命运和环境的喜剧氛围，给读者留下了鲜活的印象；《药》的明暗两条线索，显示了艺术构成的才华；《一件小事》开头、结尾的杂文笔法，和中间叙事散文的笔调浑然天成……此外，表现在《呐喊》字里行间的那种观察的精细、想象的丰富、比喻的贴切以及讽刺、象征、对比和白描手法的运用，都成就了鲁迅小说的独家风格，具有征服人心的强大魅力。
20年代沈雁冰（茅盾）对鲁迅小说有一个重要的评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4.白描的笔法：鲁迅是一位语言大师，他追求含蓄、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经验：“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要极省俭的画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人们经常提及的是《故乡》中那幅“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仿佛绘画中用疏体笔法涂抹大色块，色彩单纯而浓重，同样取得强烈的效果。像《药》中对康大叔的动作描写、结尾的景物描写，《阿Q正传》中阿Q的心理活动描写等等，都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有的作品用抒情的笔调，如《故乡》、《社戏》、《风波》等，使作品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有的作品用冷峻的笔调，如《狂人日记》、《药》等，使作品表达的思想更有冲击性。有的作品用诙谐风趣的笔调，如《孔乙己》、《阿Q正传》用喜剧的色彩表达悲剧内容，使作品具有耐人寻味的特质。有的作品集揶揄讽刺于一体，如《端午节》、《白光》，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效果。鲁迅小说的语言艺术，给读者多方面的艺术享受，令人常读常新。
鲁迅的个人简介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写作了许多小说、杂 文、散文、诗歌、日记、书信、论著，还翻译了不少作品，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宝贵财富。
藤野先生生平
藤野先生，姓藤野，名严，排行第九。1874年生于福井县一位医生家里，名古屋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04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书。1915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为东北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因没有进过大学，不合“资格”要求而离职，到东京泉桥慈善医院工作，并学耳、鼻科，一年后回到家乡福井县木村自设诊所。1945年8月11日逝世，享年72岁。
鲁迅留日经历
1902年4月，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积极参加反清爱国活动，在《自题小像》诗中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两年后弃医从文，想从改变国民精神入手，挽救民族危亡。
1906年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并写《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
1908年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加入光复会。
1909年8月，由日本回国。
《朝花夕拾》简介
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严九郎
鲁迅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藤野先生》，回忆他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最初发表于1926年12月10日《莽原》半月刊上）。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上。以下是该文的译文。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确定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职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后两年或三年，周树人君作为第一个从支那来的留学生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因为是留学生，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周树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级生一起听课。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来当时的记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现在什么记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崛街买了房子，周君虽然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长子藤野达也在福井中学时，主讲汉文的管先生对他说“这本书上写了你父亲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么回事，给我们也讲一讲那些事情”。于是长子达也借回了周君写的书让我看，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译的。
这以后大概过了半年，管先生来和我会面，也谈到了书中所讲的那些事情。从管先生那里，我知道周君回国之后成了优秀的文学家。管先生去年去世了。听说在姬路师范当老师的前田先生也说过周君的一些事情。
让我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象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如果是毕业生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拍纪念照，可是一次也没和周君一起照过像。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周君文中写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写，我现在也很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支那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支那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支那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前些天从报纸上得知周君鲁迅去世的消息，让我回忆起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
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同时祈祷周君家人健康安泰。
《呐喊》自序
·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①，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②，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③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④。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⑤，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注释：
①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参看《朝花夕拾》中《琐记》及《藤野先生》二文。
②作者对中医的看法，可参看《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
③S会馆指绍兴县馆，在北京宣武门外。从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作者住在这会馆里。
④鲁迅寓居绍兴县馆时，常于公余〔当时他在教育部工作〕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他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⑤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的编辑委员之一。《新青年》提倡文化革命后不久，林纾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文化革命的提倡者，其中有一个人物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鲁迅”笔名的由来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访日见闻录之鲁迅
国人无不知道鲁迅，也就无不知道这位中国大文豪的《藤野先生》一文。1904年至1906年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 东北大学）听了藤野先生的课。今天，鲁迅先生的雕像立在他日本母校如盖的松荫下，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象征。
我们在鲁迅听课的那个阶梯教室，聆听90年前年他留在这里的读书声，感受他弃医从文、以文医国的情感律动。在当年使用过的升降式双层黑板上，今天写满了中国来访者的题词和名字，这些粉笔字表述的已不是当年令鲁迅不喜欢的解剖学知识，而是国人对他的敬仰和缅怀。校方告诉我们，每当一块黑板写满了字，就要拍成照片，做个像框挂起来，然后把黑板擦干净，等着后来者继续书写。果然，在黑板的两侧分别悬挂着数幅这样的照片。
鲁迅第一学年的成绩表陈列在东北大学纪念资料室的橱窗里，那门他最不喜欢的解剖学课只得了个“丁”。与这份1905年的成绩表同样发黄的是一幅植物写生图，这是鲁迅和他的同窗们的作品。鲁迅终于毅然放下小小的手术刀和画笔，擎起了一支如投枪、如匕首的如椽大笔，向病若膏肓的祖国、向不幸不争的同胞献上满腔赤子情怀。
鲁迅简介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写作了许多小说、杂 文、散文、诗歌、日记、书信、论著，还翻译了不少作品，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宝贵财富。
藤野先生生平
藤野先生，姓藤野，名严，排行第九。1874年生于福井县一位医生家里，名古屋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04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书。1915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为东北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因没有进过大学，不合“资格”要求而离职，到东京泉桥慈善医院工作，并学耳、鼻科，一年后回到家乡福井县木村自设诊所。1945年8月11日逝世，享年72岁。
鲁迅留日经历
1902年4月，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积极参加反清爱国活动，在《自题小像》诗中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两年后弃医从文，想从改变国民精神入手，挽救民族危亡。
1906年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并写《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
1908年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加入光复会。
1909年8月，由日本回国。
《朝花夕拾》简介
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严九郎
鲁迅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藤野先生》，回忆他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最初发表于1926年12月10日《莽原》半月刊上）。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上。以下是该文的译文。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确定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职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后两年或三年，周树人君作为第一个从支那来的留学生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因为是留学生，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周树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级生一起听课。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来当时的记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现在什么记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崛街买了房子，周君虽然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长子藤野达也在福井中学时，主讲汉文的管先生对他说“这本书上写了你父亲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么回事，给我们也讲一讲那些事情”。于是长子达也借回了周君写的书让我看，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译的。
这以后大概过了半年，管先生来和我会面，也谈到了书中所讲的那些事情。从管先生那里，我知道周君回国之后成了优秀的文学家。管先生去年去世了。听说在姬路师范当老师的前田先生也说过周君的一些事情。
让我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象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如果是毕业生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拍纪念照，可是一次也没和周君一起照过像。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周君文中写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写，我现在也很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支那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支那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支那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前些天从报纸上得知周君鲁迅去世的消息，让我回忆起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
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同时祈祷周君家人健康安泰。
《呐喊》自序
·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①，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②，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③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④。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⑤，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注释：
①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参看《朝花夕拾》中《琐记》及《藤野先生》二文。
②作者对中医的看法，可参看《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
③S会馆指绍兴县馆，在北京宣武门外。从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作者住在这会馆里。
④鲁迅寓居绍兴县馆时，常于公余〔当时他在教育部工作〕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他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⑤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的编辑委员之一。《新青年》提倡文化革命后不久，林纾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文化革命的提倡者，其中有一个人物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鲁迅”笔名的由来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访日见闻录之鲁迅
国人无不知道鲁迅，也就无不知道这位中国大文豪的《藤野先生》一文。1904年至1906年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 东北大学）听了藤野先生的课。今天，鲁迅先生的雕像立在他日本母校如盖的松荫下，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象征。
我们在鲁迅听课的那个阶梯教室，聆听90年前年他留在这里的读书声，感受他弃医从文、以文医国的情感律动。在当年使用过的升降式双层黑板上，今天写满了中国来访者的题词和名字，这些粉笔字表述的已不是当年令鲁迅不喜欢的解剖学知识，而是国人对他的敬仰和缅怀。校方告诉我们，每当一块黑板写满了字，就要拍成照片，做个像框挂起来，然后把黑板擦干净，等着后来者继续书写。果然，在黑板的两侧分别悬挂着数幅这样的照片。
鲁迅第一学年的成绩表陈列在东北大学纪念资料室的橱窗里，那门他最不喜欢的解剖学课只得了个“丁”。与这份1905年的成绩表同样发黄的是一幅植物写生图，这是鲁迅和他的同窗们的作品。鲁迅终于毅然放下小小的手术刀和画笔，擎起了一支如投枪、如匕首的如椽大笔，向病若膏肓的祖国、向不幸不争的同胞献上满腔赤子情怀。
长孙焘第几章知道女主是瑜儿的
第284章。佚名的小说《虞清欢长孙焘》在第284章找到了心心念念的唯一中提到因为川平郡主在这块疤里埋了药,只有他和毅勇侯及川平郡主的血,可以让这伤疤显现异像。长孙焘狂喜,一时竟不知所措。他找到瑜儿了,他就算死也瞑目了!
《药》里面瑜儿坟上的花环隐藏的意义
坟上的花，“圆圆的排成一圈”“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显然是人为的，是别人放的花圈。谁放的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夏瑜的战友或同情者前来献上以寄托哀思的。献花圈这一情节，是否符合生活实际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认识到，写烈士为革命而牺牲，没有被所有的人遗忘，还有人纪念他们，这符合时代精神和生活真实。另一方面也不可讳言，这“花圈”是“平添”上去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所谓“平添”不仅指小说前面无伏笔可寻，清末也没有用花环寄托哀思的习俗，还指不够恰当地拔高了严重脱离群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历史地位。
鲁迅认为坟上的“花环”是“曲笔”，是“平添”上去的，这是对自己作品从严解剖。严格说来，情节的选择一定要符合生活实际，哪怕细节也应该这样。“平添”花环是小说美中不足，但也不能因此否定这篇小说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从总体看，添“花环”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展开。而对表现人物性格，倒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作为艺术创造的更高要求来说，应该忠于生活实际。
夏瑜坟上出现花环，既突出了华大妈和夏四奶奶的愚昧不理解，又表现了革命者夏瑜的思想行为并非毫无影响。
非常优秀的学生。 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崛街买了房子，周君虽然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长子
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